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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心學與良知理性 (楊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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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心學與良知理性 【內容摘要】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文明發展遇到困局時或出現重大的精神危機時,總需要從某些偉人或圣人的思想之中汲取智慧,才能繼續前行,重歸正途。陽明心學“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智慧,正是解決當今社會人心浮躁、道德松弛

陽明心學與良知理性

【內容摘要】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文明發展遇到困局時或出現重大的精神危機時,總需要從某些偉人或圣人的思想之中汲取智慧,才能繼續前行,重歸正途。陽明心學“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智慧,正是解決當今社會人心浮躁、道德松弛、信仰缺失等問題的精神藥方。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或講話中先后10多次提到明代陽明思想,陽明心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學習和踐行陽明心學是中國文化復興的的重要門徑之一。

【關鍵詞】王陽明、陽明心學、心即理、心外無物、知行合一、致良知、文化復興

引言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漢族,幼名云,字伯安,別號陽明。浙江紹興府余姚縣(今屬寧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亦稱王陽明。

明代*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1499年)進士,歷任刑部主事、貴州龍場驛丞、廬陵知縣、右僉都御史、南贛巡撫、兩廣總督等職,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亂軍功而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年間追贈新建侯。謚文成,故后人又稱王文成公。

王陽明是和孔子、孟子、朱熹并列的中國儒家四大圣人之一,其所創立的“陽明心學”影響深遠,惠及亞洲多數國家,對日本影響極深。近年來,隨著傳統文化的興起及意識形態領域的解放,陽明心學再次煥發耀眼的光彩。

  • 仰望星空,尋找中國精神

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講仁義;道家思想講自然和諧;佛家思想講個人修養。儒釋道三者經過幾千年的融合,早已合為三位一體,以道行、儒禮、佛法來深深吸引和影響中國乃至整個世界。

從先秦“百家爭鳴”到西漢時期的“獨尊儒術”,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的興起到唐朝佛學的鼎盛發展,又到宋明理學和陽明心學的勃興,直到明清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確立,展現了中國數千年恢弘浩瀚的思想文化畫卷。中國文化具有連續性、獨立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及統一性,它是在相當大的地域范圍內各種文化交流融合的結果,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瑰寶。

三教合一的始源

《年譜》(明.錢德洪主撰的《王陽明年譜》(以下簡稱《年譜》))記載,嘉靖二年:張元沖在舟中問:“二氏與圣人之學所差毫厘,謂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但二氏于性命中著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圣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見圣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為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己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圣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以上述而言,陽明先生說:“圣人窮理盡性至命,智慧無所不包,對于學習感悟和踐行而言沒有兼取的概念,因為圣人的智慧是不分彼此的,分了就是偏見偏學偏知偏識。圣人的智慧在于窮究天下萬物的根本原理,徹底洞明人類的心體自性,以達到改變人類命運的崇高目標。

注重養身養生的道教與注重明心見性的佛教,本是儒家圣學本身具有的身體與心靈的兩個方面,而“后世儒家學者”蔽于陋見,將原本是我們自身內外兼具全面一體的思維割裂開來。將“心靈”修煉方面的歸屬與佛氏做的事情,將“身體”養生養身修煉的方面歸屬于道家老氏做的事情,而將自己做的事情歸屬于“社會”的秩序方面,致使儒家成為“小家”,儒道成為“小道”,儒家信仰成為單面信仰。將本可以汲取整體全面的無上智慧的思路堵死,將可以全面洞見事物、人心、自然等本性的機會錯失掉了。

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

陽明先生說:“圣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縛。”以上所述這是何等的魄力!

心學的創立者陸象山(陸九淵)先生則說:“學茍知本,六經皆我注腳。”二者一脈相承。

各家古圣先賢的經典智慧是我們悟道行道的工具。經典就像是上樓用的梯子一樣,登上樓頂才能看到更全面更遠見深邃的東西。這才是用梯子登上樓頂真正的目的(內見與外見同理),至于是用誰家的梯子,是木頭做的梯子,還是繩索或鋼鐵做的梯子,好像跟結果沒有太大關聯。或者說只能用指定的一家工廠做的梯子才能悟道行道,那豈不是讓人笑掉大牙嗎?

陽明先生能夠獲取無上智慧,成為一代圣人,這并非歷史巧合,而是跟從小立志有密切關系的。陽明先生一生經歷各種艱難困苦,踐行真理,獲取無上良知之智慧,最終成為儒家四圣之一,入孔廟,從此受后人祭祀不輟。

  • 心定志堅,一心做圣賢愿力

人生第一等事應是讀書做圣賢

少年的王陽明自由放任,格外淘氣,剛來到京城讀書沒幾天,這個淘氣的小孩就讓老師比較費心。小陽明經常帶著同學偷偷跑出書院玩耍,每次出去就制做大小旗幟,讓同學拿著站在四周,自己做大將軍,排兵布陣,站在中間調度,如同作戰。老師事后發現告知其父王華。

王華知道后,怒責道:“我家世代讀書,哪有你這個樣子的?”

王陽明說:“讀書有何用處?”

王華道:“讀書可做大官,如你父中狀元,就職翰林院,這都是讀書之力。”

王陽明說:“父中狀元,子孫后代還是狀元嗎?”

王華生氣道:“你想的美,哪有不勞而獲的事情。”

王華生氣道:“你若要中狀元,還要去勤讀。”

王陽明笑著說:“你雖狀元,不稀罕。”

王華大怒,揮棍要責打王陽明。

王陽明不肯專心讀書,父親王華時時為此而憂慮。

1483年,十二歲的王陽明在京城的私塾讀書已有兩年了。有一天,他一本正經地問老師:“何謂第一等事?”這相當于在問老師,人生的*價值是什么?他的老師吃了一驚,因為從來沒有學生問過他這樣的問題。但老師還是肯定的答道:“人生第一等事唯讀書登第耳!”王陽明嚴肅地看著老師說:“我認為不是這樣。”頓了頓,一臉鄭重地說道:“我認為讀書做官并不是真正的人生第一等事,人生第一等事應是讀書做圣賢。”老師驚異無比,把這事告訴了王華,王華笑道:“這孩子真是太幼稚了。”殊不知,讀書做圣賢的志向就這么在王陽明的心里立下了。

立什么樣的志,成什么樣的人

王陽明有一天讀《后漢書·馬援列傳》,看到其中的伏波將軍馬援名言:“大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男兒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而還”,王陽明不禁熱血沸騰。

回家后便問祖父王倫:“人生*的志向是什么?”王倫笑道:“當然是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了,這是儒家*的人生理想。”

王陽明又問:“歷史上,實現這一理想的先人有誰呢?” 王倫答道:“首推孔子,他開創儒家學派,編纂《春秋》,修訂‘五經’,創辦私學,打破傳統貴族教育,為至圣先師、萬世師表。還有個諸葛亮,為匡扶蜀漢政權,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作的《出師表》《誡子書》,發明的木牛流馬、孔明燈,讓后世對他極大尊崇,成為后世忠臣楷模、智慧化身。”

王守仁默然嘆服,自此立下人生三大目標:立德、立功、立言。

開啟圣賢治學之路

不告而離家出走之后經過父親的陸續敲打。有一天,王陽明終于鄭重告訴父親:我要做圣賢!從此以后,王陽明開始四處求訪,精研各類圣賢的學問,甚至登門拜訪知名學者,終于開創一代學派。正德元年(1506年),王陽明遇到人生*的挫折。因反對宦官劉瑾而招來大麻煩,自己踉蹌入獄后被貶到貴州龍場,隨后,父親也遭株連被調任南京。

在龍場這既安靜又困難的環境中,王陽明結合歷年際遇,日夜反省,終于在一天夜里,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的道理,這就是光耀中國思想史的“龍場悟道”。

自此,大明朝有了一位閃耀當世的王陽明,才有了16世紀起紅遍大江南北的“陽明心學”,掀起了中國的一次文化復興運動。

正德三年(1508),王陽明謫居貴州修文龍場,龍岡書院落成后,先生作《教條示龍場諸生》以四事相規,教化當地民眾,首條即為“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則圣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

  • 心外無物,心外無法心即是理

龍場悟道心即理,心外無物

王陽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對宦官劉瑾,被廷杖四十,謫貶至貴州龍場(貴陽西北七十里,修文縣治)當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僚雜居。在龍場這既安靜又困難的環境里,王陽明結合歷年來的遭遇,日夜反省。在一天的半夜里,他躺在陽明小洞天的石棺里,外面雷雨交加,隨著外面天空的一聲炸雷,他忽然有了頓悟,認為“心”是感應萬事萬物的根本,由此提出心即理的命題。認識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這就是*的“龍場悟道”。

圣人之道是什么,就是良知,良知人人都有。判斷事情對錯是非,標準是良知,而不是外在的一些事物。

心即理是指“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心外無物,這是王陽明思想的出發點,也是被稱為心學的重要依據。心即理主要是針對朱熹心與理二分而發出的。在陽明先生看來,朱熹雖然主張心與理統一,但其中一個“與”字仍表現出心和理之間的區別,因為此心指主體之心,而理是事物之理,由于外心而存在于事物之中,也即客觀之理。心雖然能認識客觀事物之理,但此理不在心中,從道德認知角度說,這容易造成疲于追逐外在事物而忽視主體自身的道德建構。陽明先生所謂的心即理,心即人之本心,理實際上是心對事物的主觀認知或概括而非純粹客觀事物,因此理與事物是不同的。心即理建立在天賦人心或人的本心(相對于人心稱為道心)基礎之上,也即是在本心或道心層面上談心即理。在他看來,天心是完美無缺的,同樣由天賦予人的本心也完美無缺或者說是純粹至善的。就實際而言,內在于人的本心隨著人出生以后,其肉體受到社會環境的習染,遮蔽了原有的本心,或者說本心被埋沒退居幕后,人心堂而皇之的登上前臺,本來人心存在的理(天理)轉變成外在于人心的物質上面之理,造成心與理一分為二的局面。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朱熹與王陽明都提出自己的格物說,也可視為一種道德修養工夫,但他們對格物的理解不同。

心即理涉及心與物的關系。心如何認知物,在中國思想史上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其一,離開物而求心或者直接求心,此心為空心,為出世服務,這是佛教的觀點。

其二,以心求事物,追逐事物,疲于奔命,見物而不見人,最后失物喪心,一無所有,這是急于功利者。

其三,求事物于心,因為心能有事物,事物不能有心,從心上求也即事物在心上求才真正有事物,這是王陽明的觀點。其意義在于以心來衡量事物,事物才有價值。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數。加在于事親,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王守仁的心外無理是說,心的本體,就是天理,事雖萬殊,理具于心,心即理也。不必在事事物物上求理,心外求理,就是心與理為二。心中之理,就是至善,心外無理也就是心外無善。

  • 知亦是行,行亦是知知行合一

心存良知,雖凡夫俗子,亦可為圣賢

陽明先生門人黃直向先生求教“知行合一。”

先生說:“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我們可以看到,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和鮮明的針對人們道德修養實際問題的理論特性。

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陽明先生的核心思想,其含義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既倡導學習與立志,又倡導學以致用,崇尚實踐。粗略的查驗了一下資料,自2009年以來,習近平同志曾十多次提到陽明文化”。曾多次在講話中講到“知行合一”。僅在2014年就曾四次強調了“知行合一,行勝于言”的重要性。由此可見習總書記對知行合一的重視性是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道家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佛家有“覺知覺悟覺醒”。陽明先生提出了致良知。儒釋道三家都指向了一個內在的“知”字。可見一切的根源皆在于人心。

道不可坐論,德不可空談,空談誤國,實干興邦,何以興邦,唯有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才可以。永遠都要邊修邊行,邊行邊修。從修中去行,從行中去修。

良知”與“致良知”

“良知”與“致良知”可以看作“知行合一”的升級版。“知行合一”畢竟太違背人的直觀感受,是一個很容易引發困惑的觀點,總需要王守仁費盡口,但口舌越多,漏洞也就越多,又需要更多的口舌來解釋這些。*的辦法也許不是持之以恒地多打補丁,而是另辟蹊徑,提出一個簡化的版本。理論家總會追求更簡化的理論,王守仁改“知行合一”為“良知”與“致良知”,實在是順理成章的,此后他便很少再講“知行合一”了。(《王陽明:一切心法》熊逸)

陽明先生揭橥良知,雖非創見,在當時而言卻有很強的針對性,所以立即一石激起千重浪。明代八股取士,奉朱子理學為圭臬,死讀書、讀死書的人多,真正用心體會書上道理的人少。評判一件事是對是錯,只會機械地對照書本上的條條框框,這種風格以現在的話說就是形式主義加教條主義。于是多數知識分子對儒家經典都采取了陽奉陰違的策略,只拿它們當作獲取功名利祿的手段罷了;另些知識分子發展出了滅絕師太一般的性格,以食古不化的執物和苛刻來應對這個活生生的世界,從不覺悟“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

“良知”的殺傷力在于,它一旦在心中明朗起來,那么無論孔子如何說、孟子如何說、四書五經如何說,都不再是*的標準了、依從良知來做判斷才是最簡易直載的辦法。圣賢之直有些會錯簡、闕文,有些只是針對一時一事而感發,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有些會因為語境的隔閱而變得不易理解,但這都不重要了,我們與其字斟句酌地在故紙堆里探尋圣人的真意,倒不如直接讓自己心里的良知來做主張。

良知人人都有,而且所有人的良知都是高度一致的,這就是陸九淵所謂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正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只要同樣發乎良知,那么所有人對同一件事的道德判斷當然會是整齊劃一的。萬一有人看法與眾不同,要么他的良知,即天理,仍處在被人欲遮蔽的可悲狀態,竟然意識不到自己的錯誤,要么他就是居心叵測,故意顛倒黑白一一當然,后者也是一種良知被人欲遮蔽的狀態。良知既已洞明,自然會有致良知的努力。(《王陽明一切心法》.熊逸著)

天泉證道

嘉靖六年(1527)王守仁奉命將出征廣西,他的學生錢德洪與王畿對理解王守仁思想精華的四句話,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發生了分歧。錢德洪認為這是教人的定本,王畿則認為這只是權宜之法,若心是無善無惡的心,那么意、知與物也皆是無善無惡的了。兩人在天泉橋問王守仁,王守仁解釋說,他的教法,本來有兩種:“四無說”一悟本體,即是功夫,是為上根人立教,但世間上根人不易得,若輕易用此教法,恐只養成一個虛寂;“四有說”則為中根以下人立教,因這類人有習心在,故要求在意念上用為善去惡的功夫,如果都用“四有說”,則上根人兼修中下,自無流弊。這次談話,又被稱為“天泉證道”。沒有直接參與這次談話的鄒守益也有類似的記載,但其中“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卻記為“至善無惡者心”。他們當時認為,用“無善無惡”與“至善至惡”來描述心之作,意義是一致的。

我心光明,亦復何言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泊舟青龍鋪。

陽明先生將周積召來身邊,許久才睜開眼晴,說了一句“吾去矣”。

周積噙著淚水問:“老師有何遺言?”

陽明先生只是淡淡答道:“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不多時,一代宗師瞑目而逝,享年五十七歲。門人奔赴,士民送行,《年譜》有“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的記載。

翌年正月,喪發南昌。錢德洪、王畿當時正在上京參加殿試的路上,才得喪訊,便果斷放棄殿試,匆匆返回來為老師主持喪事。門人弟子紛至沓來,紹興一地,每天都有上百人加入吊唁的行列。身后哀榮,一時無兩。

陽明心學是一種人性的回歸,但又是一種向前的推動。在個人的層面上,它可以讓每個人找到內心的光明,打破生命的桎梏,奠定人生的格局,獲得行動的智慧;在族群的層面上,它可以讓我們反思歷史,追慕先賢,獲得中華民族超越時空不斷進取的巨大力量。

人類歷史上,每當出現重大的精神危機或文明發展的困局時,總需要從某些偉人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才能繼續前行,重新走回正道。陽明心學“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智慧,正是解決當今社會人心浮躁、道德松弛、信仰缺失等問題的精神藥方。可以說,今天的中國人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應該讀王陽明。

當今世界各民族也可以從陽明心學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正如杜維明先生所言,21世紀將是王陽明的世紀。

許嘉璐先生說過,陽明心學的意義在于它是治療當今社會頑疾的一劑良藥。當物質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資本的邏輯已經處處碰壁,世界各國陷入精神困頓的時候,王陽明的心學智慧就成為照亮人類文明未來的一盞明燈。

熊逸-《王陽明一切心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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